在我国历史长河中，三国时期虽较为短暂，但“三国文化”却特别引人瞩目。在我国、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及遍布世界的华侨、华裔中，三国文化、三国故事、三国人物，几乎老幼皆知、家喻户晓。近年来，三国文化又借助电子网络，向欧、美、非洲等地快速普及。

毫无疑问，三国文化是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宣传最持久、影响最深远、普及最广泛、最能为各国人民接受的一个分支文化。大家何以对“三国文化”如此痴迷呢？我认为，“三国文化”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即它的主题思想是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高度结合。

将“三国文化”与我国古代的春秋战国、南北朝、五代十国这些分裂战争时期相比，很容易看出其显著的时代特征。春秋战国，儒家尚处于起步阶段，地位与其它诸子百家相等。南北朝和五代时期，受到当时少数民族文化的严重影响，是儒家文化在汉代达到第一个高峰后走下坡路的时期，直到宋代才重新确立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。

“三国文化”则是在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、确立了儒家文化在政治、思想、文化领域统治地位三百余年后才出现的，它吸收并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华。同时，三国文化又具有战争风云的特质，其激烈性、残酷性、曲折性、刺激性，比春秋战国、南北朝、五代十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儒家文化讲究的是忠君报国的政治思想、上尊下卑的伦理道德，兵家文化讲究的是计谋诡诈、刀光剑影，在残酷竞争中求生存、图发展。一个时代将二者结合得如此紧密，这在我国古代是罕见的。所以三国历史虽短，却极为精彩。在“三国文化”的方方面面，都能体现出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高度结合：

儒家文化的核心是“三纲五常”。三纲即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；五常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“君为臣纲”最精练的表达语便是一个字——忠。忠主要指忠君。在平常，“忠”字挂在每一个臣子口上，很难检验。但在皇权内外交困、遭遇严重挑战之时，便成了衡量一个人的试金石。

建安初年，汉廷侍中、太史令王立便指出：“汉祚终矣，晋、魏必有兴者。”他甚至多次对汉献帝说类似的话。曹操怕暴露了他的野心，传话给他：“知公忠于朝廷，然天道深远，幸不多言。”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注引《汉纪》）这代表了曹魏集团对当时大势的判断。

建安五年（200年），周瑜已认为“承运代刘氏者，必兴于东南”，鲁肃在初见孙权时，也明确指出：“肃窃料之，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猝除。”（《三国志·吴书·鲁肃传》）周瑜、鲁肃的看法，代表了东吴集团对当时形势及其发展的判断。与此相反，蜀汉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曾谈到他的奋斗理想，那就是“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”，在《出师表》中则表达为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。

这不仅是认识上的差异，也是三国国策的根本分歧。曹操认识到“汉祚终矣”后，便制定了两步走的国策：第一步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利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儒家文化的广泛影响，利用汉王朝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残存的地位，扩大自己的势力，统一北方。

第二步，正式取代汉王朝，建立魏王朝。曹操毕生只走完了第一步。东吴认识到“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猝除”后，便在三国中制定了较为中立的国策，重在发展实力，保卫自己，一般不主动出击。蜀汉政府为“兴复汉室”，从诸葛亮到姜维等，前赴后继，多次北伐，为此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此外，蜀汉还全面地继承了汉代旧制，少有变革。就三国而言，蜀汉的国策国制、蜀汉集团的主要代表性人物确实更符合儒家文化的“忠”。“父为子纲”在三国时期有多种表现形式，有的也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。如曹操为报父仇，屠徐州；孙权为报父仇，屠夏口。

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历史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，其主要原因便是许多人认为不择手段地为父报仇，是儿子应尽之职。诸葛亮三代忠贞，而关羽父子、张飞父子也都是忠孝两全的典范。“夫为妻纲”在三国时期的表现极为复杂，往往打上了战争的烙印。如战乱中很流行娶敌将的老婆、女儿、侄女为妻妾。

在这方面，三国的首脑皆积极带头。曹操在接受张绣投降后，立即在前线收张绣的婶母、原董卓部将张济的老婆为妾，引起张绣的反叛。刘备打下益州后，以原益州牧刘璋的弟媳穆氏为妻、为皇后。孙权在袁术败亡后，即将袁术的女儿们收进后宫。

蜀北地王刘谌为避免受辱，在父亲投降时，在汉昭烈庙先杀妻子，然后自杀。刘备的甘皇后、穆皇后合葬于惠陵，是“夫为妻纲”的最高表现。三国时期流行的财产观，是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典型结合。诸葛亮在出山之前，一边务农，一边学习研究。

这一形象成为以后历代儒家倡导的耕读典范，成为许多中下层儒生学习的楷模。后来，诸葛亮成为蜀国丞相，其家产仅有桑树800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勉强能供给子弟衣食，家无余帛，其夫人竟无一套与丞相夫人相匹配的服装。诸葛亮理所当然地成为历代贤相楷模。

姜维据上将之重，处群臣之右，宅舍弊薄，资产无余，侧室无妾媵之亵，后庭无声乐之娱，衣服供给，舆马取备，饮食节制，不奢不约，官给费用，随手消尽，察其所以然者，非以激贪历浊，抑情自割也，直谓如是为足，不在多求。费执蜀时，家不积财，儿子布衣素食，出入不从车骑，无异凡人。

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，身之衣、食、资仰于官，不苟素俭，然终不治私产，妻子不免饥寒，死之日家无余财。在曹魏集团中，曹操带头禁止奢侈，后宫不敢衣锦，卞夫人“无文绣珠玉”。曹丕与曹植争宠，为了赢得曹操的欢心，他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便是衣着朴素，日用节俭，并让妻子、仆人等节俭度日。

东吴的吕蒙等皆将俸禄尽量用完，如有多余的财物，则分给朋友亲戚。这种财产观的出现，主要与长期战乱的社会背景有关。许多人鉴于战乱中财富致祸、富豪被杀的惨痛教训，不再积累财产。这种观念反映在丧葬习俗上，就是流行薄葬。

如诸葛亮临死，遗命葬汉中定军山，因山为坟，冢足容棺，敛以时服，不须器物（《蜀书·诸葛亮传》）。刘备惠陵在汉陵中也是较小的。当然，这也与当时盗墓特别风行有关。在兵家文化方面，黄巾起义，军阀混战，三国相争及所演绎出来的文化，内容极为丰厚：如诸葛亮、曹操、司马懿、周瑜、陆逊等一大批军事家。

如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夷陵之战等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；如曹操征乌桓、邓艾灭西蜀等奇袭战例；如诸葛亮“攻心”平南中，五出祁山伐中原等……其中顶尖级的人物无疑当推诸葛亮。“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”，诸葛亮早已被视为智慧的化身。三国兵家文化内容实在太多，限于篇幅，这里不可能展开。

总之，它集春秋战国、秦汉以来之大成，是我国古代兵家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。《三国演义》这部小说之所以成功，主要在于作者抓住了“三国文化”的本质特征，对“三国文化”主题思想进行反复提炼，坚持用宋代以后的儒家正统文化观念描述三国，只承认对刘氏集团的忠，尊刘贬曹笔法贯穿全文始终。这正是它千古不朽、最大的成功奥秘所在。

在三国时期，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的关系，具体表现在品质和能力两个方面：倡导既要有坚定不移的忠君报国的政治思想，符合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道德品质修养，又要有能应对残酷竞争、应对战争的良好的专业本事。就历史上的诸葛亮的智慧而言，比曹操、司马懿也强不了多少。

明代学者胡居仁就曾指出：“诸葛孔明、司马懿智勇相等。”（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居业录》卷四）但为什么诸葛亮会成为“智慧”的化身？根本原因是他的智慧是建立在“兴复汉室”和“忠君”的基础上，是建立在各种优秀品质基础上。因此，他成了古今中外同崇敬、朝野上下共赞颂的典型。

纪念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的祠庙遍布全国各地，就其武功而言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都不及吕布，但关羽“义薄云天”，被公认是我国古代在“义”方面最典型的楷模；张飞“诚贯金石”，诚者，忠诚也，信也，系儒学家倡导的学习楷模；赵云一生忠于汉室，集各种优良品质于一身。

换言之，从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相结合的角度看，三国统治集团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着明显的差异。曹操早年对儒学就不以为然，他“唯才是举”的用人路线，与儒家倡导的人品修养格格不入，后来又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有诸多威逼皇上的大逆行为；曹丕则干脆篡汉，直接取代汉江山；司马氏又以阴谋取代曹氏江山。

这些在儒家看来，都是不能容许的。曹氏、司马氏被儒家视为“奸贼”，概因于此。孙吴集团对汉室、汉制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，在儒家看来也是不可取的。蜀汉集团始终以“兴复汉室”为己任，又全盘继承汉制，在儒家看来，根本点上是站稳了脚跟的。

刘关张三结义，被视为“义”的楷模；诸葛亮忠于汉室，鞠躬尽瘁，是智慧的化身，更是贤相的楷模。可以说，三国中，以刘备、诸葛亮、关羽为代表的蜀汉英雄才是儒家文化与兵家文化结合得最好的典范，也最受后世好评。这也是从唐代开始，历代朝廷皆视蜀汉为三国正统的根本原因。